烂柯居

2008年9月18日，星期二

维维恩·沃特于弗里敦

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一家医院的病房里，26的法玛塔·康特赫躺在床上，她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她子宫颈的裂口开始流血，血在下面的地板上积了一滩。两名医生跑进来将她的创口缝上，亲戚们寻找血液供应，护士们则费劲地将发电器和氧气罐连接起来。一名护士将一根静脉注射针插进康特赫的手臂，另一名把血袋钩在一个锈迹斑斑的立架上，还有一名则给她戴上氧气面罩。在房间的角落里，一名三个小时大的弱小婴儿被色彩鲜艳的非洲织物裹着，躺在床上哇哇大哭。“你听！听到你的孩子的哭声肯定很高兴吧，”一名护士说道，盼望康特赫能抓住一线生机。三名来自隔壁教堂的探访者开始为康特赫吟颂：“基督啊，赐予这名女子鲜血吧！感谢你，我的主！”然而，随着他们的吟颂越来越大声，几名护士从床边走了开。康特赫走了。

类似场面的其他版本每一秒都在世界各地不断地重复着。死于分娩并非只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才会发现的事情。每年约有536000名妇女死于分娩。在一些贫穷的国家里，死于分娩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乃至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一名这样的牺牲者。比如说塞拉利昂，这个只有630万人口的非洲国家：那里的妇女在一生当中有八分之一的可能性死于分娩。同样悲惨骇人的几率也存在于阿富汗。相比之下，在美国，妇女一生当中死于分娩的可能性约为四千八百分之一；在英国，这一数字为八千二百分之一；在瑞典则为一位女七千四百分之一。死亡是如此沉重地压在每个国家最穷的和最受孤立的人的身上，这意味着许多政治家们仍然对此等悲剧的规模浑然不知。“一般城里人都不怎么知道在他们的农村地区正在发生着什么，”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夫人萨拉·布朗说道。她同时也是与政府合作降低妇女死亡率的国际慈善组织“白丝带联盟”的赞助人。布朗女士——在2001年的时候她的一个孩子在出生10天之后死去——说道，当她告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及其配偶有多少妇女死于分娩时，“他们感到十分惊骇”。

久旱的大地

他们怎么会不这样觉得呢。有关产妇死亡率确凿而恐怖的现实正呈现在我们眼前：在过去的20年里面——20年足够医学领域取得惊人的突破——在贫穷国家，产妇死于分娩的比率仅仅移动了那么一丁点。确实，产妇保健凭借治疗致命的产后出血和妊娠贫血的新药物的发明，已然有所进步。然而在许多地方，这一系列成果却为众多的问题所弱化：保健措施不到位、卫生工作者收入过低以及助产士和医生的稀缺等。在莫桑比克，每10万个人之中只有3名医生，那里的妇女一生中有四十五分之一的可能性死于分娩；在全塞拉利昂共有64名政府医生，其中只有5名是妇科医生。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从来没有见过医生或者护士，并且直接在家里在传统接生婆的帮助下产婴，而那些在诊所产婴的人——有一些会被用自行车或者吊床送过去——往往也只能使用断断续续的电力、脏水以及少量的药物或者护士。在解释降低产妇死亡率的任务的时候，塞拉利昂卫生部长，在亚特兰大当了几十年外科医生并于1年前还乡的萨科·阿历克斯·卡比亚说道：“整个卫生部门简直一团糟。”

许多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贫穷国度的母亲死亡率能自然下降，正如20世纪的时候他们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所做的一样。然而国际官员说，政府往往缺乏政治意愿-以及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有太少的女政治家来推动它。世界卫生组织产妇保健计划的主管莫尼尔·伊斯兰针对政府们对减少分娩死亡率的低水准投入，斥之为“罪孽深重的忽视”。

为了促使官员投入行动，各国政府在200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选择大幅度降低产妇死亡率作为八项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一——那是一系列旨在解决关键问题的目标，包括教育和水污染问题，并要求在2015年之前完成。千年发展目标让人们“与进步的真谛同行”。反贫穷组织DATA的执行主管雅米·德兰蒙德说道。当各国领导人本月相聚在纽约，对MDGS计划进行评估的时候，他们的演说极有可能会对2000年以来的成就表示极力赞扬：数百万以上非洲儿童如今走进了学校并得以在蚊帐里睡觉；数以千计的新水井被挖掘。然而，尽管产妇的卫生保障乃是许多其他的发展目标的前提保证（健康的母亲更有可能保证她们的子女能受到更好养育和教育），事实上死于分娩的妇女总数8年来仍无甚变化。

为什么？卫生官员们对他们的回答一清二楚。除了缺乏资金和政治意愿之外，他们还面临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以及对产妇死亡听天由命的态度，特别是在非常贫困的社会。 “人们认为，在分娩时死亡是无法避免的， ”阿富汗卫生部副部长纳迪拉·哈亚特说道。 “他们说这全凭上天安排。 ” 

事件发生在八月的一个星期天的黎明之前，阿富汗东北部省份巴达赫尚一个名叫科拉奥利亚的边远村庄，那里的产妇死亡率大约是这个国家已然很高的总比率的四倍。19岁的哈拉卡莫，一名怀胎9月的孕妇，开始大量失血。她的丈夫和岳母心急如焚，然而当地医生所在非近，且开价不菲，于是他们只能在一旁等待。次日早晨，哈拉卡莫仍在失血，他们遂遣一马夫去把村里的卫生工作者叫来，然而哈拉卡莫仍血流不止。惊恐之下，她丈夫把她扎在一个临时的担架上，带她走在离家的险峻小路上，后来他发现了一辆警察卡车，那辆卡车将他们送到了数英里之外的一家诊所去。那里的医生竭力主张这家人赶快把哈拉卡莫送到位于巴达赫尚省首府法扎巴德的全省唯一一家医院去。哈拉卡莫的丈夫雇了一辆破旧的微型面包车来应付那段5个小时的坑洼泥路。在路上，哈拉卡莫的岳母将孩子接生下来的时候，车子停下了。孩子已经死了；它瘦弱的尸体被用一块布裹住，放在了哈拉卡莫身旁。躺在医院的那个晚上，她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今早离开家里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死掉。”

还有更多的人会死去，如果卫生保障系统不得到改革的话。今年上半年，有889个婴儿在弗里敦的公主基督教妇产医院诞生。在此期间，70名妇女死于分娩，另有8名妇女在分娩之后死去——死亡率高达9%。然而，因为人们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该医院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散漫状态，护士们总是在空病房附近游荡，远非过度运作的状况。在塞拉利昂，产妇紧急护理理应是免费的，然而事实上，病人们被要求支付所有项目的费用，包括棉花棒，纱布和注射器——就在这个个人年均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的国家。如果需要输血，亲属必须献血来冲抵病人所用去的那部分。

一天上午，我目睹了一场护士和某妇女家属之间的激烈争论，这个女人的孩子已经胎死腹中。当她坐在床上等待紧急剖腹产的时候，她的亲属提出他们支付不起 400000利昂（约合135美元）的手术费。最后，妇女的姨妈交了250000利昂（约合85美元）给一名护士，她把钞票清点了一下然后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并向我解释说，这笔钱是“支付给药品和医生的”。 由于护士和医生收入约为150美元一个月， “医院职工们的生活也很艰难，”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塞拉利昂的技术顾问彼得·斯卡纳说。

护士里很多人在学校的费用都是由亲属帮忙支付的，她们在病人病历里做的潦草的记录，记述了她们为挽救妇女生命所做的斗争。一名护士在笔记里写到了一名在8月下旬被送到医院的18岁妇女，她在家中由一名传统的接生婆帮忙接生，数天之后突然痉挛。四天之后，该护士写道：“能给的护理都已经给了，可惜都是徒劳的。希望她的灵魂能得到安息。”六个星期之后，我发现那名妇女的父亲坐在他们简陋的住所外面，那里位于一面可以俯瞰弗里敦的悬崖顶部。他抱住新生的婴儿，说道，他的女儿之所以在家分娩是因为“去往医院的路实在是太难走了”。在他带着他半昏迷的女儿走下斜坡前往医院的时候，她已经被救无望了。即使是在医院里分娩的妇女，能否顺利活下来也是一个未知数。另一名20岁的妇女，因早产而于7月下旬入院，她在分娩数小时之后癫痫发作。护士们为整夜的情况匆忙地作了潦草的记录，其中包括有一条是在凌晨一点半：“尝试过用手机联系医生，但却打不通。”这名妇女两个小时后不幸去世。我发现他的丈夫在弗里敦的市场里磨花生。“她生出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他说，并给我看了一张他妻子的照片，那是一名高挑而自信的女子，笑颜如花。

有限的甘霖

尽管有许多人死于医院里，研究人员称，没有任何护士、助产士或者医生在场的分娩仍然是最具有风险的，而世界上大约35%的分娩都是这样的。除了一些诸如设备不洁、水质恶劣等老大难的问题之外，在塞拉里昂，我拜访了一位传统的接生婆，她声称自己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接生了数以百计的婴儿，那里位于一个由无数没有室内水管装置的简陋木屋拼挤而成的贫民窟里。那样的地方存在着新的危险。例如在阿富汗，非处方药催产素的销售量正在增长。这种注射用的激素一般用来止产后失血和加速分娩，但若使用失当亦能致命。一位名叫莎米萨的接生婆说道，一名临盆妇女被送往她位于巴达赫尚省乡下的诊所，她在接受一名药师的一系列药物后陷入昏迷；最后母亲和婴儿都没有得救。

在数不清的悲剧和政府一塌糊涂的政策经年不改之后，感于产妇死亡率的痛苦呼声终于换来了行动。今年6月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G-8峰会上，领导人们首次将产妇死亡列为发展道路的致命障碍而就此进行商讨。同时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成果。得益于妇女保健方面的投资，一些穷国速见成效：例如洪都拉斯，在领导层开放了乡村诊所的登记以及训练了数千名接生婆之后，该国的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到1997年下降了约50%。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对接生婆进行了紧急助产术的训练。在印度的阿萨姆邦、中央邦和奥利桑邦，孕妇如今可获得1400卢比（32美元）来支付她们选择的任何一项妇产服务——甚至是打的去诊所分娩。自从塔利班在2001年被赶走之后，阿富汗建造了1465个诊所，并训练了大约19000名社区卫生工作人员。

即使在塞拉里昂，希望之光亦有闪烁。援助组织最近开始训练传统的助产士；若干市镇如今要求他们在诊所里进行接生，在那里护士们能监督他们的工作。我拜访了弗里敦以东一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当地长老们刚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的妇女都要在诊所里分娩，否则将遭受月8美元的罚款——比诊所费用要高。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英国政府的国际发展部亦达成协议，在未来3年里共同投资2.62亿美元来改造塞拉利昂混乱的卫生系统。“我们将会失去两三代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弗里敦代表吉尔特·卡佩拉尔说道，“但核心信息仍是希望。”

对于一些人来说，希望来得太迟了。康特赫死后一周，她的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为她的小女婴起名。康特赫的父母和她男友一边哭泣，一边拥抱并亲吻这个小生灵，她的存在让这一家人无法忘记他们的不幸，但她又是这不幸中的大幸。他们并非个案。在阅读这篇文章所需要的时间里，又有大约20名妇女死于分娩。

 With Reporting by Aryn Baker/Faizabad, Melanie Wetzel/Tegucigalpa